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在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即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
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
18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在外交上一直以它为外交目标,也把他作为中国现代化整体战略的目标。但是,学术界迄今为止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界定。在这里我想试图界定一下,但不一定对,供批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这个价值基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义利合一”的价值观。
义与利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儒家崇尚义,强调做事只须问合适不合适,而不必去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还要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
儒家强调的是“以义为上”。孔子就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孔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君子,君子如果任凭个人利益指导行动,会招来很多怨恨,所以君子不能谋求个人私利。孔夫子说: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键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虽然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要求“义利兼顾”。但他又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由是观之,他和孔孟一样,也是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儒家到了汉代被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扬。董仲舒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
墨家强调的是“国家百姓之大利”即为义。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卷六)。后来欧洲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此颇为相似。边沁就指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也说:“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
传统价值对今天的重要启示在于:第一,利是义的存在基础,义是利的价值导向。正义而谋利就是强调没有空洞的义。第二,义利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谋利,促使人们既谋生存之利,更谋发展之利;既谋个人之利,更谋天下公利。正义,推动人们谋利有道,取舍有至,利已利人,共谋发展。无义之利,就会危害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第三,正义而谋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现代化史就是正义而谋利的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了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例如,在非洲访问,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之上的传统友谊;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重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所以说,习近平倡导的正确的义利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南。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四方面的理论基础: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当今中国外交的理论大前提,迄今为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仅是中国外交的理论血脉。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
第二,不结盟理论。中国最初是结盟外交,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上海精神”的内容“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体现了结伴而不结盟的心不结盟原则。
第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呈现的一种世界趋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真正
认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种趋势,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事实上也加入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之中,并且是一个自为到自觉的过程。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之后,中国深深地体会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并且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四,现代化理论。鸦片战争使中国第一次遭遇到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是,无论是魏源、林则徐还是洋务派,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找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再次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航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目的也在于向世界讲好中国的现代化故事。不过,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故事来源。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
四大实践基础:
第一,对外开放的实践。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也是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融入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这两个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相互促进,但归根到底,外交实践是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服务的。反过来,丰富的实践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材料。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仅仅局限于领土主权之内的了。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拓展,因此,外交的责任、内涵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也因此会进行重大创新。
第二,世界和平发展的实践。世界各国都在追求自身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外交;从追求中国自身的利益转变为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外交;从追求中国自身安全的外交,转向追求共同安全的外交。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十八大确定了中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
第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中国的崛起既有硬实力的崛起,也包括软实力的崛起,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制度性崛起。和平崛起的实践需要和平外交理论创新;同时,和平崛起的实践也为和平外交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四,中国现代化战略新布局的实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合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市场要素,积极建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到十八大以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内容又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表达不同,但内容是相同并有重大发展的。所谓“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在“五通”的基础上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也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
五大理念:
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第一,共生观。所谓共生(commensalism),在生物学中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共生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于资源所形成的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紧密型也即互利的共生系统之中。
第二,共存观。世界从冷战初期形式上的合作走向了利益上的相互依存。
随着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主权国家市场的不断开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通过市场的方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叠加在一起,导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而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世界各地借助于新技术具有更大的传导力。因此,世界共同存在于一个生存共同体之中。
第三,共治观。全球化遭遇挫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性问题催生了民族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尤其是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权力分配的日益不均,而国际各种亚政治行为体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环境、流行疾病扩散等,这些客观上要求国际社会携手共治的问题,但由于国际治理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全球治理产生巨大“赤字”,因此,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把这一切都怪罪于全球化本身。共治的前提就是要共同来创造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第四,共享观。坚持共享观,就抛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毫无疑问,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但在当今世界,狭隘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大束缚。因为,狭隘的国家利益会纵容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会促使国家背离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格局将整体性地受到危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领土争端问题、资源争夺问题等,很大程度上都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在作祟。因此,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坚持共享观,就必须摒弃狭隘的国家安全观。坚持共享观,就必须摒弃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就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随意践踏国际法等行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共享之道。
第五,共建观。中国不仅已经进入国际体系,而且已经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央区域。虽然现有体系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形,但中国通过融入既有国际体系而实现了自身的成长,而且中国会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以改善既有的国际体系,并使之不仅为中国乃至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国提供秩序性的收益。
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目标诉求
追求四大目标:
第一,共同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规范,是以“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普及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超越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近似于现代的“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者分别是高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大国,中国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实际上,十八大以来已经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使其在国际上反映中国话语内涵,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第二,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的以后,中国则希望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尤其是强调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习近平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原则就包含了“惠”,也就是一种共同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第三,共同安全。邓小平当年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句话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说出来的,但邓小平并非是指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形,而是指所有主权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中国所说的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就是要通过把发展和安全并重来实现持久安全。
第四,共同利益。
共同价值观、共同发展观、共同安全观、共同利益观,是在21世纪全球治理不断深化、全球化出现震荡的形势下,中国为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谋求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这“四观”也是中国用自己的智慧向把“中国方案”转化为“世界方案”的理论支撑。
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五个方面的创新:
新型大国关系
创新多变平台:
创新周边外交:
创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创新实现手段:市场对接、利益嵌入
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新的可能?从参与者到建设者,不是颠覆国际体系而是维护国际体系
1)中国价值上升为全球治理价值的可能(西方价值出现了治理瓶颈,中国价值提供新空间)
2)国际体系的创新
3)能力就是责任
,责任就是利益
4)关键是要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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